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是自2000年10月中央首次在国家“十五”规划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建议以来的第四个文化发展五年规划，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规划。

　　学习解读政策文件有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区分“存量话语”和“增量话语”来了解新的精神。《“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在总体上延续了以往规划的“存量话语”外，最为显著的“增量话语”就是呼应近10年文化数字化的转型浪潮，极大地加强了有关文化科技融合方面的论述，特别是与数字化有关的内容。经统计，相较于上一个五年规划，本次规划词频密度的依次顺序是，第一“文化”，第二“创新”，第三“网络”，这三者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往下看就不一样了，“数字”和“数字化”在之前只出现了5次，在本期却出现了27次；如果将“网络”和“互联网”这两个与“数字化”逻辑上一致的词也加进来，就达到60次，超过了“创新”，成为仅次于“文化”的事实上的“第一主题词”。

　　结论显示，新规划的“增量话语”是围绕“数字技术”展开的，均与数字化有关。学习解读该规划应该重点领会这些新的精神。

　　关于数字化的论述主要分布在“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以及“推动科技赋能文化产业”这3个小节中。笔者认为，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数字化大潮中，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提高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而打造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也就是《“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作为重大文化工程专项的意义所在。

　　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

　　为什么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如此重要？如何通过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以打造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是文化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现代文化领域是一个从供给端到消费端的“全栈式”“全链条”“智能化”的“数字文化生态”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互联网就是建立在“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之上的。只有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良好，才能有数字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那么，什么是“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

　　一言以蔽之：文化遗产数字化。就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可能数字化和网络化，便于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接入，欣赏、学习和再创造。

　　这里，特别需要关注欧盟的一些做法。1997年，欧盟出台了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第一个文件，在全面分析“数字化”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第一条政策建议就是“文化遗产数字化”。2005年，欧盟开始建设“欧洲数字图书馆”工程，到2018年，已经形成了链接26种语言38个国家（不限于欧盟）、有3800个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加入的超级网络体系，初步实现了将欧洲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战略目标。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数字图书馆”建设，分别在不同的公共文化机构开展了数字化建设，可以说启动并不晚。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统一标准、资源分散不链接等问题仍然突出。尤其近年来平台公司迅猛发展，数字内容消费者大批转向“自创内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数字化大大落后，可以为大众提供用于内容创作的优质数字化资源短缺的现象日益凸显，某种程度上成为优质网络产品缺乏的重要原因。

　　如何深入认识“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呢？在最新发展趋势下，图书馆等机构的文化资源“数字化”已经被“智能化”取代，对于文化资源的采集和加工已经进入“基因化”水平。因此，文化大数据工程本质上已经是“文化基因工程”。

　　在生物学上，“基因”是一个为人熟知的概念。“文化基因”既可以是日常用语，用来描述传统文化中得以千年传承的基本要素，也可以是科技用语，指承载了特定文化意义、最基本的信息模块。这种信息模块可以是文字、图像、声音等不同形式，文化演进就是这些信息模块中文化信息的自我复制过程。

　　“文化基因工程”是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工程化方法对文化遗产进行采集、提取、解读、重构、可视化分析、知识图谱建构等处理，令其方便每一个人创作、生产、传播、消费以及再创造文化内容的一组技术。“文化基因工程”包含了对文字、图像、音乐、舞蹈等多种形式文化符号的数字化、素材化和智能化的开发，可以说是“文化资源数字化”（数字图书馆）的升级版。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文化资源的“基因化”加工就无法实现“智能化”应用，而没有“智能化”的数字化将极大地限制当前技术条件下的使用价值。

　　建设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以上重要论述赋予文化建设以操作性。作为一套以最新数字化技术建构起来的新型文化资源系统，“文化基因工程”是实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新型基础设施和新一代技术手段。它不仅是数字化，而且要实现“素材化”和对素材的“解读”与“重构”；不仅是对单个文博机构的数字化，而且要以统一标准将所有文博机构的数据链接起来，形成供给端的“云服务平台”；特别是不仅要连接所有文博机构，而且从一开始就要以用户为导向，形成从文物资源端到用户端的“全栈式”“全链条”智能化服务体系。

　　建设“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需要政策创新。“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核心项目的“文化基因工程”是一个技术要求高、实施周期长、资金耗费大、涉及部门多的巨型系统工程，既要勇于创新试验，也要有政策支持和财政引导，确保可持续发展。

　　择其要者，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大文化文物机构的体制机制创新力度，为实施“文化基因工程”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要以体制机制创新调动文物机构参与文创产品开发的内生动力；要搭建不同市场主体、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的合作桥梁；要参考国际上成功的案例，探索适应我国发展实际和新技术发展要求的公共文化部门治理模式。二是建立跨行业跨部门合作平台。要消除阻碍文化文物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各类市场化运作主体合作开发文化资源的障碍，由“数字技术研发方+文化内容解读方+文化资源提供方”共同组建“文化基因工程”协同创新平台；要建立广泛的“技术合作机制”、“产业合作机制”、“社会合作机制”。三是创新文化科技类重大项目的资金支持模式，保证可持续的资金供给。根据文化遗产数字化一类项目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投入的特点，根据项目性质确定资金使用规模和拨付年限，鼓励同一项目长期资金支持。要改变文化科技专项资金分散在国家不同部委，难以整合、难以集中使用的问题，真正发挥财政资金长期指导作用。此外，根据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在建设的同时就可以商业开发的特点，鼓励在此类领域加大PPP模式的试验和推广。

　　文化科技融合是当今世界引领发展的大趋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数字化高质量建设是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文化强国建设应该从这里“再出发”。【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