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是什么？谁来建？能带来什么？有何趋势？围绕这一国家重大部署，《瞭望东方周刊》联合有关机构进行了专题调研，推出《新基建，来了！》专题报道，共十篇，此为第一篇。

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新基建绝非一蹴而就，也非政府一己之力可以完成，需要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持续推进。

2019年5月26日，在贵阳举行的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一对父子在参观（欧东衢/摄）

在传统观点中，基础设施主要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条件。

过去数十年里，基础设施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对提升生产效率、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模式的不断进化升级，原有基础设施开始难以满足社会高效运作的需求，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新基建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中。

2019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促进制造业稳增长的措施时，提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

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2020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党中央密集部署之下，市场开始热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迎来风口。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中旬已有13个省区市发布了2020年新基建相关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其中8个省份公布了计划总投资额共计33.83万亿元。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那么，新基建相比传统基建到底“新”在何处？有什么重要价值？怎么推？

何为新基建？

在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基建范围之前，社会上流行的是“七大领域说”。2019年3月，一家央媒报道说，新基建是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

对此，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就认为，“七大领域”在重要性上并不完全均衡。比如，特高压与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虽然重要，但“特高压输电和城市地铁等，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年，把它列到新基建里面比较勉强”。

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廖群则认为，不宜低估新基建的范围，新基建也可包括目前存量规模相对较小但未来增量空间较大的领域，比如“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这些领域遵从“新旧融合升级”原则，也属于新基建的重要部分。

此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新基建除了硬件建设，还包括软件、制度环境以及整体的数字化进程。观点的层出不穷与热烈争论，反映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新基建的丰富内涵。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终于给出了权威说法。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国家发改委还特别指出，伴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外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将持续跟踪研究。

从国家发改委不乏谨慎的表态中可以看出，相比传统基建，科技创新驱动、数字化、信息网络这三个要素是所有关于新基建认知中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

2016年5月31日，中国移动5G体验厅内的物联网效果视频（吴刚/摄）

新基建正当时

梳理政策可以发现，党中央于2018年就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证明这一想法早已在最高领导层的视野之中。

当前，在线办公助力复工复产，商业云服务便利社会生活，互联网医疗教育如火如荼，这固然是疫情带来的压力，但这些表象反映的是一个愈加清晰的事实：

经过连续多年大规模投资，传统基建领域的存量基数很高，但能效减弱，以数字型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却处在起步阶段，拥有广阔发展空间。

一端连接巨大的投资与需求，另一端连接着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新基建不仅有利于对冲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更能寻找到新的增长点，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以5G为例，据多家机构测算，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2020年至2025年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将达10.6万亿元。

因此，如果说疫情是发力新基建的直接动因，广阔市场空间是新基建发展的条件，那么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则是新基建时代到来深层次的推手。

“每一次产业技术的兴起都会伴随着新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而带来传统利益格局、产业体系、制度文化的重构。”商汤科技人工智能产业联盟秘书长吴坤认为，当前中国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日渐减少，亟须寻找新的出路，而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创新探索将有望促成新一轮发展红利。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也提到，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将经历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不同的竞争优势。

兴业证券在整理中国经济发展相关数据后指出，1981～2017年间，我国主要是由地产、传统基建为代表的投资驱动发展；近年来GDP增速呈下行趋势，呈现出明显的L型。在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必将踏上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之路。

大创新时代必须有新的、成熟的基础设施，去支撑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而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展开的创新，可以通过推动人力资本增长、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途径，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我国迈入“大创新时代”。

新设施新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站在历史发展的节点上，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同样被寄予厚望。作为传统基建的升级版本，新基建到底新在哪？

“新基建和传统基建一个最大的区别肯定是广泛应用了新技术，满足了经济发展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高翔认为，新基建与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是发展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创造与满足新需求的重要保障。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行业拓展部营销总监何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除了新技术、新需求、新形态，新基建在格局、生态上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明显差异。

“传统基建过程中基本是各级政府主导，全国全面铺开建设，但新基建并不会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花，而是会在某些地区形成聚集，需要因地制宜。”何训说。

在他看来，新基建覆盖范围极广，以无人机为例，从机身制造到利用通讯铁塔讯号传输再到北斗定位、充电设备等，“每一种产品形态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和细分层次上都会有成百上千家企业群策群力，进而形成不同于传统基建的全新生态。”

“与传统基建最大的不同还体现在时空上的变化，不只是设施所在当地一家受益”，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王健认为，新基建中的数字基础设施超越了地理位置和时间的界限，可以全方位、全时段地为各领域用户服务，形成整合效应，但设施的所在地可能并不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这是地方政府在推动新基建时必须想清楚的问题。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新基建产业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动能正在向后一阶段转换，新基建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要求，能更好地支持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在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这是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最本质的不同；具体来说，新基建实施将更偏重于“稳”，乘数效应更大，在推动投资和生产的同时可促进消费和内需，参与主体也更加多元化。

实际上，无论是新技术、新需求、新形态、新格局还是新生态、新主体、新模式，新基建都是贯彻了当前我国新发展理念，是新时期下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新产物。

从这个角度出发，要理解新基建的“新”，不能只看短期内能拉动多少经济增长，更要看到新基建契合了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浪潮这个“新”机遇。

“对于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方面的贡献，新基建处于快速爬升阶段，战略价值与传统基建不可同日而语。”腾讯研究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说。

新基建怎么推？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夯实长远发展基础的重要措施，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相关专家学者、一线人士认为，加快推进新基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加快新基建需要新观念、新人才。王健认为，各级政府部门、各企业要从战略高度认识

新基建的必要性、紧迫性，新基建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激发全球竞争力的胜负手，因此必须着眼长远、谋长久功效，同时积极培养新基建相关人才，为“人才战”做好储备。

其次，要加快完善新基建规划，明确各类建设标准和规范问题。不同于传统基建，新型基础设施承载着海量数据，呈类型多样化、来源多元化特点，因此，数据交换、数据接口、开放模式、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及产权归属等不同环节都亟须一个较为明确、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来作指导。

包括何训在内的多位专业人士呼吁，必须围绕解决数据融合、数据共享、数据安全等重点问题，强化标准体系建设和发展路线研究，用标准的规范引领作用，保障新基建不走歪路。

此外，在发挥好“国家队”作用的同时，要注意引入社会生力军，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虽然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同样具备较强的公共产品特性，但其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在于技术创新。相比政府部门和国企，很多民营企业已经探索出了不错的解决方案。因此，有必要在扩大新基建过程中，激发民间投资参与的积极性，充分调动民营龙头企业的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和市场应变力，形成“共建、共商、共赢”的合作生态。

同时，由于新基建既包含硬件设备也包含软件服务，既聚焦科技创新也带动其他产业，因此在顶层设计上，宜高度重视5G、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软硬件环境的建设，制定适应新基建相关能耗、环保等审批和监督政策，并酌情在电力、土地、税收等政策层面给予相应支持和激励。

2018年2月5日，工作人员在湖北首个室外5G试验基站上测试带宽(熊琦/摄)

建设绝非一蹴而就

中国是人口大国、制造大国、互联网大国，新型基础设施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加快新基建无疑是实现助推国力向强转变的加速器。

但历史经验也表明，推动新基建肯定会在认识、实践等方面遇到一系列新的课题甚至挑战。

比如，有专家就提出要兼顾新基建的普惠性和差异性。一方面，新基建需普惠到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避免出现数字鸿沟，避免在建设过程中出现地区、群体上的不平衡。由于各地发展基础不同，新基建未来的发展规模、质量、效率等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在初步建设阶段，要明确各地优劣势、做好统筹规划。

又比如，要注意遵循小步迭代原则，不可急功冒进。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表示，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市场需求仍在培育之中，短时间内新型基础设施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供大于求的现象属于正常，不能因此放慢建设步伐，但同时也要防止新基建因市场需求不足导致资源过度闲置。王健也提出，相对于传统基础设施，新基建的相关软硬件投入耗资巨大，迭代频繁，折旧较快，必须衡量好效益与支出。

城市是我国产业、技术、资本的首要聚集地，也是新基建的主要承载体。具体到各地方政府执行中，要立足市场需求和发展实际进行合理、周密的规划，在同步提升软硬件环境布局的同时，需根据财力和债务承受情况有序推进，避免“一窝蜂”“一阵风”，防止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和风险隐患，进而拖累城市本身发展。

新基建关系未来，因此规划需适度超前，这需要高度的洞察力。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田丰认为，新基建是面向产业、面向国家竞争力的建设，因此必须在规划上适度超前，一方面激活现有产业链的内部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未来五年、十年的创新发展提供动力和场景供给。

总之，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新基建绝非一蹴而就，也非政府一己之力可以完成，需要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持续推进。通过科学规划，不断探索监管方式，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活市场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进而带动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融合升级发展，就一定能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增强综合国力，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积蓄新能量。（记者李瑶）